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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国报》在遵化县卢各寨一个林场里诞生

      发布时间:2010-02-21 00:35:51  来源:转自遵化党网  作者:吉夫辑录  点击:

         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冀东地区以二十万工农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揭开了冀东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页。十月间,部队开赴平西整训,途中遭到日寇的截击,损失严重。此后,敌人加强对冀东的统治,重新占据城镇,成立乡、保伪政权。在此形势下,党领导军民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坚持抗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力量逐渐恢复。一九三九年九月,分散的抗日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在收复的土地上,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为适应形势,适应抗战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冬,冀东区党分委决定筹备出版《救国报》。这个报纸,于一九四○年元旦创刊。

        《救国报》的创办人崔林同志(后来化名李杉),是河北省玉田县人,原名马宗周,字吟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接受了冀东区党分委筹备出版《救国报》的任务之后,在冀东遵化一带经过实地调查,反复研究,决定把报社的地址确立在遵化县南的山地卢各寨。崔林同志在卢各寨村担任该村小学校长,老乡和同学们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就成了他的职业掩护。党组织只给他配备了一个助手,交通员刘海山同志,就作为卢各寨小学的校工。那时候,是不可能指望党组织给配备更多的干部的。崔林同志经过了解和选择,动员了卢各寨本村的五位同志参加了报社的筹建工作。他们是:尹铭钰(化名齐树德,后改名范捷民),是小学教员,担任了刻蜡纸的工作;冯国玺(化名朱仁,后改名杜风),是福益农林场的养蜂工人,担任广播抄收工作;严德成(化名孔三华,后改名刘敏),担任报社的印刷员、采购员兼发行员。此外,还有两位半脱产的印刷员。这就是最初七个人组成的《救国报》社。
       
    福益农林场,是当地一个较早采用科学方法经营的规模很大的果木园。农林场主尹福卿,是遵化县一位开明十绅,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救国报》社的活动地点就在这座果园里。尹福卿的儿子是一位技师,对报社的同志们做了很多掩护工作。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崔林同志就住在尹福卿家里。为了安设印刷所,又在孔三华同志的家里挖了一个地洞。报纸在福益农林场编好以后,转送到秘密地洞里印刷。
        一九四○年元旦,第一期《救国报》与读者见面了。由于当时人力、物力和游击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一般是七天出版一期,每期也只能发行一千多份。但是,这个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成为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
      
     这一年的六月里,丰原同志被派到《救国报》社工作。当时她化名为柳梅(后来又曾改名李纹),以尹福卿家亲戚的名义做掩护,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增强了报纸的编辑力量。
       
    在报纸初创的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国内、边区的新闻没有来源,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抄收不到,也不知道怎样抄收,只能由冯国玺同志用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收听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新闻当然不可靠,又根本不报道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和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既使稍有涉及,也必然是加以贬低、歪曲,甚至是造谣诬蔑的。因此,拿到冯国玺同志抄收的中央社广播新闻之后,崔林等同志必须从其字里行间寻找比较可靠的内容,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功夫,整理出一些可用的新闻。关于冀东地区的新闻,则由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组织供稿。这些稿件,是当时《救国报》的灵魂。
       
    报纸编出刻写好之后,在秘密地洞里印刷。印出的报纸,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递的方式、意想不到的速度,送到各部队、机关和读者手里。当时报纸只能按照组织系统分发,每个基层组织只能得到一份。这份报纸就是干部、群众、战士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和最重要的时事学习材料。
       
    在报纸最初出版的一段时间里,敌人对卢沟寨一带还不大注意。有时来“清乡”,也只是搜索一阵就走了。所以报社的同志们能够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秘密地编辑出版这份报纸。随着敌后抗日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区、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对山区、对于卢沟寨一带的骚扰也就越来越频繁,报社的同志们也就不可能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同敌人周旋了。
       
    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采取打游击的方式,索性公开身份,坚持“游击办报”。而卢沟寨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对于打游击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同时,广大军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和对了解形势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七天一期的八开两版油印报纸,已经无法满足。根据区党分委的指示和报社同志的计划,一九四一年的春季,《救国报》社由卢沟寨迁到了遵化南部的另一山村鲁家峪。 
        鲁家峪在卢沟寨的西面,两村相距大约三十里左右。这个山村东西长、南北宽各一二十里,山势雄莽,地形复杂,大山峪中有小山峪,山峪多如鱼刺。这里是一个花果之乡,果树布满所有的山沟,各山沟里的农民多半把房屋盖在自己的果园里,居住比较分散。在这里办报,便于隐蔽。山村所属的东峪和北峪,山半腰有数不清的大石洞,这是多年来农民开凿火石的遗迹。火石洞最深的有六七十丈,稍微加工挖凿就可以互相通连,成为山肚子里的“迷宫”。这是打游击进行隐蔽的最好的天然条件,很多后方机关都设在这里。
      
    《救国报》社就设在鲁家峪东面,化名“五合”。在这里,报社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社部以外的其他小组,如刻字组、印刷组则在鲁家峪东面的白园、耍儿峪、豹子峪一带活动,建立了报社的第二个根据地。后来,活动到鲁家峪西面的棒子峪、井儿峪一带,又在这里建立了第三个根据地。
       
    形势在发展,任务在增加,人员、机构也在逐渐扩大。《救国报》由创刊时的一千多份,增加到三千多份,后来又增加到五千份,由七日刊改为三日刊。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干部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看到时事新闻,而且要求能够读到与工作有关的文章和学习材料。因此,报社于一九四一年秋季,又出版了一种通俗小报《老百姓》。
       
    《老百姓》也是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它刊登一些时事解说、形势评介、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以及歌曲、漫画、连环画等等。这个通俗小报一出版,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小报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曾冒《老百姓》之名发放反动宣传品,用在《老百姓》上经常发表文章、漫画的作者的署名混淆视听。
       
    因为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的作用,一九四一年,在冀东区党分委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一个“抗敌文化社”,翻印、出版一些政治、文化学习材料,编印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这年秋季,“抗敌文化社”这个机构就结束了,翻印、出版学习材料的任务,由《救国报》社担负起来,同时出版一种三十二开版的综合性油印刊物《国防最前线》,其编印、出版等业务都由《救国报》社代管。
      
     这个时期,报社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工作人员由草创时期的七八个人增加到41人。实际上,这时候的《救国报》已经成了报社和出版社的综合体。大部分同志分散到峪里打游击的办法,已经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一九四一年冬,报社的全体人员都集合到了鲁家峪,并且在这里“安家落户”。报社的组织机构有了一定规模。社部之下设立了一个编辑组、一个总务科、一部电台、两个印刷所。第一印刷所翻印出版学习方面的读物;第二印刷所负责印刷《救国报》和《老百姓》报。社部、编辑组、总务科,加上《国防最前线》社以及第一印刷所,住在东峪,化名仍为“五合”,第二印刷所和《老百姓》报的编辑人员住在北峪,化名“江滨”。
      
    《救国报》在鲁家峪时期,业务、人员、机构各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但冀东根据地以外的消息来源,始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初,军区司令部拨予一部收报机,派来两名报务员,组成了报社的电台收报组。这个极为难得的报务机构设在鲁家峪以东的豹子峪。两位报务员只熟悉工作联络的收发报业务,不知道怎样才能接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他们一直在摸索、试验。可是,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人开始大进攻的时候,报社电台还没有收到新华社的新闻。
              
    在反“强化治安”的战斗中

         一九四二年四月,侵华日寇在冀东搞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四月十三日凌晨,敌人纠集重兵,包围了鲁家峪东峪,在鲁家峪大庄设立了“扫荡”指挥部。从此敌人开始了对冀东地区空前残酷的进攻。
       
    在东峪的《救国报》社部、编辑组、第一印刷所和《国防最前线》的同志们,都被敌人包围在山峪里。大家按照惯常的办法隐蔽在东峪沟的旧报社专用的火石洞里。敌人对火石洞不敢进入,也不敢搜索,可是他们不予破坏又不甘心。在包围东峪的第三天,敌人先是朝火石洞里施放瓦斯弹,稍后又用炮弹把洞口崩塌。瓦斯弹没有伤害着洞里的人,洞口坍塌却把大家封锢在洞里了。
       
    东峪被围困的第四天下午,敌人忽然从山头上暂时收缩到鲁家峪大庄去了。老乡们立即抓住这个短暂的时机,火速集合了一批凿火石的能手,把被敌人崩塌的洞口全部扒开。被封锢在洞里的同志们得救了。拂晓,报社的同志们刚从火石洞脱险出来,敌人又从鲁家峪大庄回来,重新包围了东峪。直到入夜,才由崔林同志指挥,利用敌人的空隙。突围脱险,撤到鲁家峪东面的耍儿峪。敌人包围东峪的时候,还没有包围北峪,在北峪的第二印刷所的同志们,隐蔽在火石洞里观察敌情的变化。十三日傍晚,敌人进北峪,占据了北峪西面的影壁山。同志们与社部失去联系,只能自行决定如何行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夜幕作掩护,转移到东面的白园、耍儿峪一带。
       
    五天以后——十八日晚上,东峪的同志们和北峪的同志们在耍儿峪会合了。这时候,敌人占据了山头,而我们就聚集在山下,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崔林同志主持了一个临时的会议。崔林同志分析了形势,对此后如何行动也作了部署。他说,敌人的第四次“强化治安”从此开始了,他们想把冀东游击根据地搞垮,所以,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了。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必须实行大分散,活动的单位越小越好。根据崔林同志的意见,当晚大家就开始分散。崔林同志决定到军分区司令部去,以便利用司令部的宣传工具,进行可能做到的宣传工作,并且随时了解形势的变化,以便适时地恢复报纸的出版发行。
      
     此后的十几天中,敌人把鲁家峪几个山峪,尤其是东峪和北峪的民房全部烧光。稍有可疑的地方就掘地三尺,梯田的坝坎也全部拆毁,粮食全部抢走,家具全部砸碎,还屠杀了抗日群众和工作人员一百八十多人。繁荣兴旺的鲁家峪,变成了一片焦土。
      
    在敌人的这一次血腥的“扫荡”中,《救国报》社三位同志牺牲了。他们是《救国报》创始人之一的刻字组组长尹铭钰同志和广播抄收员冯国玺同志。这两位同志在遵化南部夜明峪的突围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位是《老百姓》的编辑布于同志,在丰润北部腰带山同前来包围的敌人搏斗而英勇牺性了。
       
    经过冀东军民顽强的反“扫荡”斗争,到六月初,敌人的凶焰逐渐收敛。这时崔林同志化名李杉,离开了司令部,来到了报社发祥之地的卢沟寨附近。他立即召集可能召集到的同志,着手恢复《救国报》。崔林同志召集到七位同志,其中有刻字员、印刷员、交通员,还有两名收报组的同志。人数虽少,工作门类却很齐全,报纸的复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而最可庆幸的是,两位收报员同志利用反“扫荡”的空隙,认真钻研,反复试验,用我们的收报机,终于能够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了。处在抗日最前线、敌人远后方,可以通过新华社的红色电波,听到了延安的广播,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大家心情为之振奋。这时,报社好向又回到了一九四○年的初创时期,但是情况不同了,可以用新华社的新闻向冀东广大群众报告胜利的消息了。
       
    崔林同志化名李杉来到卢各寨的两天之后,《救国报》的复刊版就同读者见了面。复刊版的第一篇社论是崔林同志撰写的。社论分析了敌人“扫荡”将被粉碎的形势,颂扬了冀东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英雄气概,指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报纸发到读者手里,读者把它当做反“扫荡”的捷报而争相阅读。《救国报》的复刊,也被当做敌人第四次“强化治安”被粉碎、抗日军民获得胜利的一个信号,极大地鼓舞着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而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在《救国报》上的出现,使人们扩大了视野,见到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见到了人民的天下。
       
    分散在各地的同志们见到了复刊版的《救国报》,如同接到了归队集合的号令,纷纷归来,人手渐多,《老百姓》报也随之复刊。
       
    在《救国报》复刊的同时,领导上和同志们都在考虑,敌人在青纱帐时期之后,很可能还要搞第五次“强化治安”,来个秋季大“扫荡”。根据这一次反“扫荡”的经验,应该不使报纸中断,坚持出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到时候能够远距离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按照这一种设想,崔林同志派出四位同志,北出长城,踏进深山,熟悉地形,联系群众,物色新的活动基地。
       
    果然,九月末,敌人企图搞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情报陆续传来,报社决定转移到塞外的河南大峪一带去。同志们为反“扫荡”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像印刷物资的运送,报纸发行的路线等,都做了必要的安排。然后,人员才分批北上。
       
    河南大峪一带,已经是属于敌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了,也是敌人心目中的“治安区”。敌人当时的侵华兵力不足,对于这一带已无暇顾及;加之日寇的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分属两个指挥系统,行动上不能完全统一,因此,这一带的局势比较稳定。报社在这里一经落脚,马上就可以出报。印出的报纸,通过新建的转运站,及时发送到关里,分送到读者手里,有力地配合了全区军民粉碎敌人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斗争。

                 在迁西县滦河东岸

        一九四二年底,关里敌人的第五次“强化治安”才结束,而关外的敌人却在加强“扫荡”。敌人为在伪“满洲国”和冀东地区造成一条所谓的隔离地带,实行“集家井村”,制造“无人区”。敌人把这样的地区叫做“无住禁作地带”。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在关外活动已受到威胁,为了便于坚持报纸出版发行,崔林同志带领少数同志首先进关,到达迁西县的山区。
        
    当报社还在关外河南大峪活动的时候,党派来原陕北公学教育长吕光同志到冀东地区(冀东区党分委由这年八月改为冀东地委)任宣传部长;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的顾宁同志(在晋察冀时化名司马军城)派来担任《救国报》的编辑(相当于后来的总编辑)。崔林同志进关后,由吕光同志带领报社其他同志与崔林同志等会合。从此,《救国报》就在迁西县滦河东岸的山区继续出版发行,报社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一九四三年夏,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下设五个地区委。这时,崔林同志调到特委任秘书长,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同志兼任了《救国报》社的社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特委决定由五个地区委分别出版《救国报》的地方版:一地区委在冀东西部,出版了《救国报——滦西版》;二地区委在滦河中游一带,出版了《救国报——滦中版》;三地区委在滦河下游,出版《救国报——滦东版》;四地区委在北宁铁路以南,出版了《救国报——路南版》;五地区委在冀东西南部,燕山之南,出版《救国报——燕南版》。各地方版都有自己的报社,只有二地区委由于是特委和《救国报》社所在地,所以没有另设立报社,而由《救国报》社兼任滦中版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工作。《救国报》社另出一种十六开本文献汇编性质的《救国时报》,这个刊物刊载一些八开小报无法容纳的时事解说和论文。报社本身也撰写一些配合形势、任务的文章,提供时事宣传和时事学习资料。
      
     五个地区的《救国报》地方版,经过短期的筹备,都先后于夏天与各地区军民见面了。这些地方版,在各地区委的领导之下,经过报社同志们的努力,很快就成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报纸。这样,报纸的发行量就等于增加了五倍,而且发行路线也大大缩短,更为有效地配合了本地区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三年春季,报社的一些同志组织起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起名“铁骑社”,出版了文艺刊物《铁骑》。这个刊物大受军民群众的欢迎,对于冀东地区文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这件事,引起了特委宣传部的重视。
      
     这年秋季,在吕光同志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文化艺术性质的群众组织“新长城社”,原来的“铁骑社”井入,出版文化文艺综合的刊物《新长城》。虽然“新长城社”和刊物《新长城》都不属于特委机关报《救国报》的范围,但是,组织成员不少都是报社的工作人员,其编辑和出版发行等工作,也是由报社予以代理。《新长城》的出版也取代了已停刊的《文艺轻骑队》和《国防最前线》。这个刊物,对于团结文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起了积极作用,并且推动了冀东地区的抗敌文化和文艺工作的开展。
       
    这一时期,报社的任务增加了,人员编制也扩大了,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特委并没有满足于这种现状,又指示并支持报社筹备建立石印印刷所,以便逐步过渡到铅印,建立铅印厂,为抗战胜利后能够立即出版铅印报纸打下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石印印刷所建成,而且是建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处所。接着,报社又着手筹建铅印厂。这个工作,对抗战胜利后很快就能出版铅印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报社与特委机关一起,驻迁西的东水峪与黄槐峪一带。东水峪当时化名“天津”,黄槐峪化名“北口”。一天凌晨。突然遭到三千多敌人远距离的奔袭、包围。恰巧,敌人到来的头一天晚上,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四个连来到了东水峪的周围,加上特委的警卫连,一共有五个连的兵力。当敌人包围过来之后,这五个连队都同敌人接了火。
      
     敌人为什么远道派遣重兵奔袭东水峪呢?据后来被俘的敌人说,因为“天津”这个化名被他们探听到了,并谣传在“天津”建成了几条商业繁华的大街,因而猜测这儿一定驻有八路军的重兵,所以出兵前来“围剿”。

        经过一天的苦战,我们的五个连击退了敌人几十次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特委机关干部在部队掩护下分别突围,报社负责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和《新长城》的同志们,和特委机关一起,经过三昼夜的迁回周旋,才脱出了敌人宽达三十里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到昌黎北部的山区。还有负责翻印学习材料的同志们,在一个连队的掩护下,突围出来,转移到了关外。
       
    根据特委的决定,报社在昌黎北部山区安顿下来,编辑组在冯家山,收报组在焦家山,印刷所在半壁山,三个活动点隔山相望,成为犄角之势。因为这一带是新区,敌人不太注意,我们得到了大约两个多月的稳定环境,使《救国时报》与《新长城》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继续并有所提高。这时,特委机关又回到二地区所在的滦中去了。
       
    两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四三年的年底,特委以电报通知报社,要报社迁回中部。编辑组、收报组和印刷所集合到冯家山,准备由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队来护送。报社出发时,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在作战,报社在转移,报社的同志们在枪林弹雨之下安然脱险了,而护送我们的连队却有二十一位战士牺牲了。
      
    报社西迁到了丰滦迁联合县,活动在山地与平原相接的地区。这时,由昌黎北出边塞的那一部分同志也来到这里,全社的人员又会合了。
       
    这是一个稳定的春天,顾宁同志被派往五地区委主持《救国报——燕南版》的工作。不幸,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仅仅战斗了三个月,在丰润县白官屯附近一次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顾宁同志不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吕光同志生前为悼念这位亲密的战友,用鲁迅“惯于长夜”的原韵写了一首诗,发表在顾宁同志曾为之付出心血的《新长城》上:

         正当绿柳迎春时,

         噩耗惊心颤发丝。

         伤友岂宜洒热泪,

         雪仇应待搴敌旗。

         一朝雄师缚厉鬼,

         三军壮歌作哀诗,

         俯首停笔无由写,

         任他东风弄征衣。

             北移到杨家铺北山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华已成败局,敌人进行垂死挣扎。冀东地区的敌人采取所谓远距离奔袭合击的战术,企图搞垮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为避开敌人箭在弦上的所谓合击,十月十六日夜晚,报社的同志们与特委机关在一起,从还乡河上游张庄子一带,转移到丰润北部的李夏庄子(李庄子与夏庄子的合称)。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七日凌晨,从丰润县城出动进行合击的敌人,与特委警备部队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机关的同志们往北移到杨家铺北山。这时,几路进击的敌人,就把进攻的目标集中到杨家铺。特委、报社及其他机关的同志们,都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当时,和我们一起在杨家铺的部队,数量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而机关工作人员不仅缺乏打仗的经验,而且也缺乏武器。但是,大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敌人殊死搏斗,进行了一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这场战斗从上午七八点钟开始到下午三点左右,持续了八个多小时。结果大部分同志得以突围,但是,也有三百多位同志英勇牺牲。这是冀东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
      
     在这场突围战中,报社牺牲了五位同志:吕光同志,云南人,苗族,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宣传部长、《救国报》社社长、《新长城》社理事长;李杉,即崔林同志,河北省玉田县人。《救国报》的创建人,第一任社长。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秘书长;刘海山同志,河北丰润县人,《救国报》创建人之一,牺牲前一直担任《救国报》社的交通员;烈华、生华同志,都是《救国报》社收报组的收报员。
       
    在杨家铺突围战之前的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其他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还有:报社总务科长寒潮同志和他的助手张西庆同志;印刷所所长刘敏,即孔三华同志;采购员伊田同志;刻写员育才同志;印刷员石方同志;通讯员张书元同志;以及布于、尹铭钰、冯国玺、顾宁等同志。
      
     杨家铺战斗之后,报社失去了领导,为了坚持出版,冀热边行署的领导给予很大的关怀。在行署的指导、支持下,报社的同志们又回到了鲁家峪东峪。这里是还没有恢复的劫后焦土,但这里的人民却是坚强不屈的,抗日工作在劫后不久就恢复了正常。报社的编辑组、刻写组安置在东峪唯一没有烧毁的古庙里,电台安置在豹子峪,印刷所设在白园。很快报纸就同读者见面了。这时出的报叫做《救国时报——临时版》。《新长城》只得暂时停刊。不久之后,学习材料和政治读物的翻印、出版工作也恢复了。
        
    在黎明前的这一艰苦时期,报社的干部损失很大,设备、物资也损失了不少。冀热边特委和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对报社工作备加关怀并做了许多指示。为了防备敌人失败前的反扑,根据李运昌同志的指示,报社又在迁西县滦河南岸建立了第二个基地。由于敌人力量越来越虚弱,鲁家峪的工作环境基本稳定,故而滦河南岸的这个基地没有使用。后来,冀东新华分社成立,这个基地提供了方便。《救国报》在鲁家峪一带,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

                 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九四五年一月,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区党委宣传部派专人给报社送来一封紧急信件。信上说,日寇已经无条件投降,望立即下山,与区党委会合,以迎接新的宣传任务。这时,日寇投降的消息,新华社还没有广播,这是司令部收到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才知道的。
       
    报社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以后,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惊疑。虽然大家都早已在准备迎接胜利,但是,胜利突然来到身边,又不免有点将信将疑。大家把来信一字一字地推敲,认为消息无误,这才欢声大作,并且立即通知山东那边的单位,准备马上下山,迎接新的战斗任务。随后,大家跑出古庙,放声欢呼,点起火堆,传播胜利消息。
       
    第二天,全体同志怀着无限愉快的心情,从地洞里取出蜡纸、油墨、报纸等,与报社共患难的乡亲们主动牵来几头毛驴,捆好驮架,朝区党委所在地丰滦迁进发。迎着晨曦,人背驴驮,浩浩荡荡地行军,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原来,我们计划到北夏庄宿营,可是北夏庄山上还有不知道自己已成战败者的敌人。第二天,当我们东渡还乡河的时候,东岸的敌人还在和我军区的部队交手。为了不影响行程,我们绕过战场继续东进,当天就同区党委、司令部会合了。
       
    在新的形势下,报纸也打破了常规,以最高速度编印了“号外”、“捷报”,及时传播胜利消息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有关命令。
       
    冀东地区的大部分县城和集镇相继收复,战局急转直下,战争的前线已经推到北宁铁路沿线。报社奉命集中到丰玉遵联合县北部的平原地区,筹备铅印报纸的出版。
       
    出版铅印报纸是大家多年的宿愿,一年多以前就做过一些准备工作,加上丰润县城的光复,报社接收了敌人宣传室的铅印设备,原来的排字、印刷工人积极参加了报社的铅印筹备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一九四五年年底筹备就绪,开始出版四开两版的铅印报纸。
       
    新的铅印报纸不再叫《救国时报》,而是按照新的区划定名为《冀热辽日报》,为冀热辽区党委的机关报。不久,冀热辽区党委改为冀东区党委,《冀热辽日报》也相应改为《长城日报》,后来定名为《冀东日报》。这时,报社已经有了一个编辑部和一个初具规模的印刷厂。
       
    《救国报》完成了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冀东的新闻战士们又满怀革命豪情,向新的历史时期进军。
        
    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冀东区党委进入唐山市,《冀东日报》合并于《新唐山日报》,以《冀东日报》名义继续出版,同时,着手筹备出版新的唐山市委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冀东日报》终刊,出版《唐山劳动日报》。

                                        (吉夫辑录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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