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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化革命史概述

      发布时间:2012-01-05 08:09:35  来源:文史办  作者:  点击:

    遵化地处冀东中部,南与丰润、玉田两县相邻,东接迁西县,北与兴隆县交界,西与天津市蓟县接壤。1500多平方公里方域内,三条燕山余脉横贯东西,造就了“三山两川”的地形地貌。“三山”林果繁茂,盛产苹果、柿子、桃、杏、李、梨等各种干鲜果品,着名的“京东板栗”享誉中外;地下蕴藏着金、银、铁、锰、铬、自云石等多种矿产资源。“两川”平原地肥水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

     遵化古城造型独特,享有“畿东第一城”之美誉;古汤泉已蒸沸千余载,现仍涌流不息,造福一方黎民;葬有515后、百余妃嫔的清东陵,集几千年东方建筑之精华于一体,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客观光揽胜。

    遵化交通便利,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东衢辽沈,西通京、津,南邻唐、秦,北接承德。为京东商贸重镇。北部长城,关隘重重,自唐至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吉至今,在这块热土上,曾涌现出多少风流人物,可谓物阜形胜,人杰地灵!

     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近百年来,历尽战乱,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美丽富饶的遵化,一度变得满目疮痍、一片荒凉。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的三重压迫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遵化是农业县,主要的经济形式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廷的土崩瓦解,原属满清贵族的大量旗地转移到汉人地主、官僚和巨商手中,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村两极分化越来越重。据史料记载,不足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70——80%,而占农村人口 90%的贫雇中农,仅占有全部土地的20——30%。团瓢庄的大地主王世昌(外号王大和尚)一家就拥有土地4000亩。土地的过度集中,造成大批农民无地或少地。为了维持生计,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或为地主扛活(即打工)。地主便利用地租和雇工残酷地剥削农民。

     地租是地主阶级最重要的剥削手段。地租有“死租”和“活租”之分,“死租”即为长期地租,租额一定几年不变。民国以来,由于战乱和物价波动,地主怕受损失,大部分地主改为一年一议的短期地租。并将秋后交租的“下打租”改为入冬或春节议定下年租额的“上打租”,灾年欠收概不减退。租金约占产量的一半。“活租”即按秋后收成,地主、佃户对半分成。同时,所有的差役、负担概由佃户交纳承担。所以,佃农的实际收入远低于收成的50%。正常年景,佃户尚能维持糠菜半年粮的最低生活。一遇灾年就只有靠借债或以租作债,有的则被夺佃,沦为赤贫,不得不为地主扛活,有的背景离乡出口外、下关东或沦为乞丐。

    雇工的生活夏为凄惨。按雇佣时间的长短,分为一年以上的长工、季节工、月工和日工(日工遵化称做工夫)。一个长工受雇之后,全部时间归雇主支配,每天除从事繁重的农事劳动外,早晚还要为地主做家务、干杂活。一个长工一般要负责管理二三十亩地,而一年的工资不过300斤小米,少的只有100斤。遇有疾病,地主不管甚至被一脚踢出门外。

    遇上天灾病业,农民为了活命,硬着头皮向地主、富家高利借贷。经营高利贷者主要是豪绅、地主和投机商人。这些人心肠极黑。穷人一旦背上高利贷,往往就要倾家荡产。“驴打滚,利滚利,一块钱滚出二亩地”,这是百姓对高利贷的形象描述。高利贷一般年利都在20——30%,同时还要有房产、土地、财物等做抵押。遇上灾年或青黄不接季节,或为婚丧嫁娶所急需,利率更高,往往月利10%,10个月本利平。有的在借债时预扣利息,如借10元实给9元。经营高利贷者多与官府有勾结,逼债如逼命,许多无力偿还高利贷的农民,只有以仅有的田产、房产抵押给地主,而沦为赤贫或卖身做奴仆。有的被迫逃亡他乡,甚至被逼致死者也屡见不鲜。当时在乡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穷人头上两把刀, 

      租子重,利钱高,    

      夹在中间吃不消。

     穷人眼前三条路,

      逃荒、上吊、坐监牢。

     旧社会压在百姓头上的另一重负就是赋税。赋税在清末就已重到百姓难以承受的程度。以致连续发生群众性的抗捐斗争。辛亥革命后,打着“民国”旗号的军阀政府,为中饱私囊和维持频仍的战费,更加横征暴敛。不仅提高税率,增加税种,而且加征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随粮代征。据“民国县志”载:“农民除交地亩、房产和各种营业税外,新增税种21项,地方加征杂捐36种,其中捐额最大的是地亩捐,其他有商捐、鸡捐、鸭捐、蛋捐、娼妓捐、灯油捐、酒捐、烟捐、苇坑捐、砖瓦窑捐、车驮捐等等”,真可谓无物不捐。这些捐税,多以政府投标方式包给地主豪绅或他们的爪牙征收。他们在征收过程中,又百般敲诈勒索以饱私囊。

     1840年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入中国,除在北京大肆虏杀残害中国人外,他们还深入到乡村,以传教的名义霸占土地、包揽诉讼、经营高利贷、贩卖人口、强拉中国人入教进行奴化教育,扩大侵略势力。遵化的教会,除在南关(今二中校址)建立耶稣教堂外,还在东新庄、东梁子河、平安城、小稻地、鲁家峪、大党峪等地也都建起了教堂。大肆进行传教活动。教会无视中国人权和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慨,但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却敢怒不敢言。

    1900年,在北京暴发了义和团运动。圣火迅疾燃遍全国。遵化也和全国一样,义和团大旗呼啦啦飘遍全县。当年5月底,遵化城内的义和团,放火烧毁了南关教堂,杀了一些教徒(人称二毛子)。接着乡下教会也均被当地义和团摧毁。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遵化州石门镇的义和团接到《团帖》,由大师兄苏××率领30多名义和团团民,开赴通州南,参加阻击洋兵,保卫北京的战斗。战斗中,石门镇义和团团旗被德军掠去(19551221民主德国总理访华时,亲自把这面旗子交给周总理,并表示道歉。该旗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

    因遵化义和团曾阻击洋兵、杀二毛子、烧教堂,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于当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开进遵化境内,沿途烧毁义和团团址,杀害团民,各地义和团首领均遇害。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遵化人民心中,却播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体现了遵化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腐败的清政府与入侵国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战争赔款的负担又加在了老百姓的头上。各种捐税多如牛毛,不但增加税种,还随意提高税率。百姓在实难忍受的情况下,纷纷起来与政府斗争。

    1908(光绪三十四年)1227,遵化知州向有果树地区加派果捐。南八堡27个村的群众,在尚店村秦巨、秦富明、秦二雄的带领下,同税官进行说理斗争,遭到班头衙役的血腥镇压,当场刺死秦二雄。引起群众极大愤怒,上千人集合在一起找官府算账,州官陶成钧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答应不再加派果捐。给死者家属发银安抚,并立祠树碑。 

     1910(清宣统二年),腐败没落的清政府,为了镇压群众阴反抗,维护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地位,多处增设警局,因此,又向农民加派警捐,这些税官为饱私囊,又层层加码。那时,农业连年灾荒,收成无几,加上地租重,利率高,本来农民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又加派警捐。农民忍无可忍,遵化城东三官庙、双城子、王市庄、片石峪、松棚营一带(统称东三堡)农民,自发地组成“联庄会”,公推三官庙的杨秀、片石峪的王从满、黄花峪的傅山、西双城的李海隆为首领,向官府展开了抗捐斗争。他们几次到州衙交涉,均无结果。于是,抗捐“联庄会”几次到金山寺古庙集会,商议抗捐事宜。官府知道后,州官带着班头衙役坐轿赶到金山寺,向集会乡众训话,要农民安分守纪,照章纳税。乡众一听,都气愤地说:“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还给我们加派捐税,宁死也不交了”!人们越说越气,不约而同地向州官拥挤,州官见势不妙,迫不得以答应将加派的警捐免去七成只交三成。乡众异口同声:“一文钱没有拿啥交?’’大家围着州官不放,无奈,只好答应:“待本官向上司请求免缴。”数日后,杳无音信。突然一天,一个姓严的班头带着衙役来到城东各村催交警捐,横眉立目,态度蛮横,扬言拒交警捐者一律逮捕。乡众立即集会,据理力争。严班头出言不逊,大伙一气之下,将其捆绑起来,其他衙役跑回报信。狡诈的官府派人送来一纸公文,要求放回严某,并请乡众首领到州衙面议。杨秀等人明知其中有诈,议事难成,但因事关重大,不能不去。于是,留李海隆在外接应,杨秀等三人去官府交涉。官府想以利禄收买杨秀等人,遭厉声拒绝,州官恼羞成怒,将三人押进牢房。李海隆在外得知后,聚众数千人找官府要人,官府吓得不敢露面。斗争未果暂回各家。官府趁机抄了杨秀的家,并将杨秀等三人连夜用囚车押往天津,杨秀被处极刑,王、傅二人分别被处5年和3年徒刑。

     群众性的抗捐斗争,虽然并未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但是杨秀等农民领袖,为民请命、凛然无畏的抗争精神,却震慑了统治者的威风,大长了广大民众革命斗争的志气。为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斗争中,广大民众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何在?在黑暗中摸索的革命先驱们,终于盼来了前进道路上的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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