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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运动与中共遵化党组织的建立(1919年5月——1927年7月)

      发布时间:2012-01-05 08:18:18  来源:文史办  作者:  点击:

    “五四”烈焰燃遍遵化城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1月,美、英、法、意、日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然而,在美、英、法等国的操纵下,“巴黎和会”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却将德国侵占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日本接管。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等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把新文化运动变为革命文化运动,进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因而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1954,北京学生首先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有关中国的不合理决定,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运动很快曼延到全中国。

    遵化城内的直隶省立五中(现遵化一中前身),由于早期受学监江浩的民主思想影响,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并已建立了学生会组织。在京津学生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响应北京学联全国总罢课的倡议,学生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集会演讲,张贴标语、焚烧洋货,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唤起民众爱国意识,用实际行动,挽回国侮,争取国权。号召大众团结一心,救国图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利用城西五里桥唱戏之机,向城乡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大讲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和国内军阀政府的腐败。在宣传抵制日货时,将校内消费合作社的日货全部焚烧。他们与全国学运相呼应,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学生运动相配合,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由于社会震动很大,校方怕出大乱子,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提前放假。学生会为使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校园内组织学生募捐,并挑选部分骨干学生留校值班,负责通讯联络,其他学生回乡后继续传播火种。

    “五四运动”期间,省立五中学生与天津第一师范等学校保持密切联系,频频收到邮寄的信息和宣传品,总是连夜组织书写刻制成各色标语和传单及时散发出去。让传单飞到千家万户,把标语贴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以及各种运输车辆和商号柜台上。标语上这样两首诗歌流传最广:

    《爱国歌》

    人人都晓爱国好,惟有卖国忘不了。

    卖国好处在何方,自己也为奴隶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惟有亲日忘不了。

    日本于我最阴毒,不久便成高丽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惟有仇货忘不了。

    外精内粗极恶劣,洋钱可是出去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惟卖国货都忘了。

    仇货日多国货少,眼看神州沉浸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惟有实践办不了。

    果能人人倡国货,中国不久富强了。

                   直隶第五中学校学生团发

    《维持国货歌》

                      东邻既啼饥,西邻又号寒。

                      为何苦饥寒,只因赚钱难。

                      中国人称四万万,工人居大半。

                      人人尽用外国货,工人全赋闲。

                      大利尽归外国去,钱由何处赚。

                      人人尽用本国货。   

                      工场()多,闲人少。

                      事事多,容易找。

                      弟男子侄无闲人。

                      求才借当用不着。

                      盗贼无,乞丐少。

                      平平安安过日子。

                      大家想想好不好。

                      既是中国人。

                      应买中国货。

                      莫谓不干己。

                      人人应尽责。

                      君不见街上走的外国人。

                      通身哪有中国货。

                      寄居中国尚如此。

                      何况在外国。

               直隶第五中学校学生团代发

     两首诗歌,围绕抵制洋货这一中心,申之以大义,陈之以利害,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抨击媚外求荣的卖国贼。从平(即北平)、津流传到遵化,疾呼国人明耻尽责,同担兴亡,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

     伟大的“五四运动”,对遵化各界人士影响极其深远,它宣传了革命思想,唤起了广大城乡民众反帝爱国意识,青年学生成了主力军,推动了伟大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并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为遵化党组织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组织农民协会

     

    19241月,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全国革命运动出现高潮。2月,驻天津的中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叶善枝,来到遵化城内,为抵制军阀政府的“善后会”,召集张汉卿、王泽普、潘继玺、鲁树春、黄瑞阁等十几人,在城东街保顺和客栈秘密召开会议,拟在地方上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会议要求首先联合教育界人士,负责向民众讲述当前国内形势,传播革命道理,吸收爱国人士人会,唤醒民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推动和发展革命运动。19256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帝高潮。遵化省立五中全校师生,再次停课上街,外出游行演讲,严厉声讨英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上海人民的“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革命思想在遵化得到进一步传播。10月后,中国北方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奉倒段运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帝爱国高潮。到19265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推动了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北伐军先后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1926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对抗北伐军,在其统治下的遵  化县公署设立官产局。强迫农民购买旗地地权,借此向农民收取高额捐税,用来扩大军费来源。

     在辛亥革命以后,清室陵夷,旗地已归农民所有,由地方官府征税。所谓“旗地变民地”,实际上是强迫农民重新购买地权,是反动军阀强加给农民的一项巨额负担。

    军阀政府借口“旗地变民地”除征收例行的租税外,又强迫农民以好、中、差每亩数额不等的价格,换契立照,美其名日买得“旗地”所有权。并强令农民限期交纳,逾期不交者,加税罚款,没收土地,由政府拍卖,违者即被关押。

    为加快征收这笔捐税,官府与当地豪绅互相勾结,将收税任务包给他们。这些土豪劣绅又层层加码,把每亩地税由16元现洋加到48元,从中渔利。此时,正值农历年关,粮价低,银根紧,广大农民不胜其苦,走投无路,迫切希望有人解救他们。

    为了反抗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组织民众起来斗争,有力地配合北伐战争,19272月,中共玉田县委(当时遵化尚未建立党组织)通过与西下营有联系的农会代表孙庆田,了解这一情况后,首先派中共党员胡进臣来遵化,利用社会关系联系当时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组织发动群众,号召农民起来斗争。相继,中共玉田县委书记张明远、县委委员杨春林亲自到遵化,组织与发动农民运动。他们首先投奔城里的老熟人——进步的国民党员、原南街路东同仁医院(今遵化镇派出所所在地)的医生韩仰文,落脚后即秘密地开展工作。开始,经该医院医生高机先介绍,与进步的国民党员、纪各庄小学教师王麟阁的关系,先后认识了卢各寨完小的兰小川、樊峰岚、张益祥,南岗的李明辉、小马坊的黄瑞阁、菜园的刘宝英、杨官林(现属丰润)的张荣轩等一些进步小学教师,并对这些人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以后通过孙庆田又结识了城西郝各庄有活动能力的农民王润清和塔寺的道士王浩然,又由他俩分别物色西下营、塔头寺、关山口、兴旺寨、城子峪(现为西三里乡肖庄子、后府、下府等13个行政村)等村的一些农民活跃分子王品一、肖林青等人。张明远、杨春林向这些积极分子宣传玉田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反抗“旗地变民”、火烧县议会、捣毁县衙门,打跑县官取得胜利等事实,动员他们按照玉田的办法,联络各村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带头反抗“旗地变民”。在张明远、杨春林的带领下,进步的小学教师和农民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天的紧张工作,首先建立了以塔寺、兴旺寨、城子峪为中心的3个区50多个村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组织,会员达2000多名。同时,还争取了拥有旗地较多的城西黄土岗子的地主刘祝三,使他参加了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这样扩大了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了统治阶级势力,使更多的人参加反“旗地变民”的斗争。

     4月,在张明远和杨春林亲自领导下,经教师和农民骨干的发动,下石河、铁厂、大寨、新店子、东新庄、平安城、小马坊、鲁家峪、堡子店等地200多个村庄,也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这时会员约达2万余人。随着农会组织的发展,根据形势要求,为便于领导和协调各区农民协会,全县成立农民总会,各区建立农民分会。县农民总会由王润清、王品一、肖林青负责,并指导协调各区农民分会工作。

    围城请愿

    1927417,直接受奉系军阀控制的遵化县公署,为了  破坏农会组织,镇压农民运动,以“抗捐罪”首先逮捕塔寺村的农会代表王振庸。消息传出,激起了城西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慨。张明远、杨春林立即召集城西农会代表到兴旺寨王品一家开会,共同研究抗租和救人的对策,决定发动群众到县城请愿示威。为了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为防止官府可能进行的武装镇压,吸取了玉田的经验教训,决定参加请愿示威的群众,一律携带武器。会后连夜向各村发出传牌,要求各村农会代表率领全体农会会员,于418午饭后到县城西史家坨集合。

    418中午,参加请愿示威的群众5000余人,手持棍棒、刀、矛、火枪等各式武器,齐集在史家坨村东大庙前开会。会上,张明远、杨春林讲话,向农会代表做了深入地宣传发动工作,并宣布了纪律。当时群情激昂,一致表示。要同军阀政府、土豪劣绅斗争到底,以誓死的决心,争取斗争的胜利。

    队伍出发前,不慎泄密,史家坨群众集会情况和行动计划被遵化县公署得知。事先有了准备,紧闭四门,武装巡警在城墙上戒备森严。

    整齐雄壮的请愿示威队伍,高举着“取消旗地变民捐”的横幅,按照行动路线出发。当请愿的先头队伍距县城一里多远的时候,从城墙上发出一阵枪声。游行群众在张明远、杨春林的带领下,高呼口号,跑步前进,直至遵化城北门。县长冯士祺在城墙上如临大敌、亲自指挥保安队巡逻警戒。请愿群众高呼:“取消旗地变民捐”、“惩办土豪劣绅”、释放被捕的农民”等口号。县长冯士祺慑于农民队伍的威势,被迫叫群众派代表讲话。于是张明远、杨春林出面向县长说明来意,提出条件,并从城门缝儿投进请愿书。县公署怕把事情闹大,不敢轻易动武,被迫答应缓征“旗地变民”捐,并当场释放关押的农会会员。斗争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天色已晚,群众又高呼一阵子口号,然后有秩序的列队而归。

    数日后,遵化县公署在城关四门贴出告示,宣布缓征“旗地变民”捐。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经受了斗争锻炼,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当时遵化的农民革命运动属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遵化地区领导力量较弱,加之当局到处抓捕农会领导骨干,因此,除与玉田东部接壤的一些村庄直接参加玉田农会活动外,其它地方的工作,一时进展缓慢。

    为了加强对各县农会的统一领导,19271016,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京东特委书记叶善枝,以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在遵化县城子峪祥云庵(现西三里乡办中学所在地),召开了遵化、玉田、丰润、蓟县、迁安五县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杨春林当选为会长。遵化县农会代表黄瑞阁、肖林青、王品一、张润之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农协组织,壮大农会力量,组织武装暴动,攻打玉田县城。会后,根据特委要求,各县党组织积极进行了多种发动工作。

    由于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又有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京东丰()、玉()、遵()、迁()、蓟()五县农民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从此,遵化县农民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遵化县基层党组织的创建

    从“五四”运动开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遵化知识界开始传播,部分教师革命思想逐渐树立。

    19272月,中共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委员杨春林,在发动遵化农民运动的同时,积极培养骨干力量,着手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并以此指导和推动农运工作的开展。同年4月,张明远、杨春林首先介绍王麟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在遵化境内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王麟阁是城西纪各庄人,青年时期在遵化五中、滦县(省立)第三师范上学期间,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回遵化任教。原任遵化教育局督学兼纪各庄小学校长。入党后,积极领导农民运动,发展党员。19275月,组织上派他到武汉衣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七八月间,回玉田任中共玉田中心县委委员,负责遵化党的工作。王麟阁首先发展自家长工和邻村的几个农民骨干入党后建立起遵化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遵化县纪各庄村党支部。王麟阁担任党支部书记,受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纪各庄党支部建立后,在王麟阁带领下,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并领导了附近村庄的农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捐抗税斗争,积极巩固和发展农会组织。10月,该支部领导本村农会会员,参加了玉田县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王麟阁党员身份暴露,因无法继续开展工作,转往外地隐蔽,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

    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委员杨春林在发展王麟阁人党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农会骨干入党。如南岗高小校长李明辉,卢各寨完小的兰小川、樊峰岚、张益祥,小马坊小学的黄瑞阁,以及肖林青、王品一、王润清等。到192710月玉田暴动前夕,遵化县已发展党员100多名,先后建立了纪各庄、城子峪、兴旺寨、郝各庄、孟家铺、藏山庄(现属蓟县)、池家屯(现属丰润)、菜园(现属丰润)、卢各寨、鲁家峪、刘各庄、南岗、小马坊、上港、省立五中、洪山口、党峪等18个党支部。并建立了由张润之负责的池家屯区委;李明辉负责的遵化县城南区委;肖林青负责的城西城子峪区委。当时遵化尚未建立县委,党组织隶属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

    支援玉田农民武装暴动

       

    19279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到玉田指导工作。参加指导了924在玉田虹桥召开的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会上,王荷波传达了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及顺直省委《关于京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分析了京东四县的形势,提出了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玉田中心县委根据王荷波的意见作出决定,着手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并拟定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      会后,县委成员作了分工,杨春林到遵化,张明远等深入玉田农村,分头做组织发动工作。王荷波随同玉田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到郭家屯等几个村视察,宣传南方的革命大好形势,号召农民拿起 武器,为建立工农政权做好准备。

    为充分动员群众,检阅武装力量,做好暴动准备,于当年1010日以纪念“国庆”、欢送原任县长与欢迎新县长为名,在玉田县城东关搭起台子,召开了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农会会员大会。邻近玉田的遵化、丰润和蓟县的农会会员,也远道前往参加大会。王荷波见此情形,非常高兴,赞扬说:“真有点‘海陆丰’的革命气势!”会后不久顺直省委派叶善枝到玉田,加强京东农民暴动的领导。

    10月中旬,玉田反动当局对农会开始镇压。当时京东特委成员正在遵化县城子峪祥云庵召开玉田、遵化、丰润、蓟县、迁安五县农会代表会议,针对这一突发情况,特委认为:暴动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决定,张明远、解学海立即返回玉田,发起武装暴动,并任命张明远为总指挥。同时决定,玉田暴动以后,遵化、蓟县要立即响应。

    1018,围打玉田县城的战斗开始。近午,暴动队伍攻人城内,顺利地占领了县公署、警察局、县议会和税务局等机关。解除了警察、保安队的全部武装,宣布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施政纲领。入夜,京东农民协会会长杨春林,率领遵化北部1000多名农民武装前来支援,特委书记叶善枝也同时到达。叶善枝批评张明远、解学海胡闹,并以孤城难守为理由,强令队伍撤出县城,干部潜伏,群众解散。

    1019凌晨,暴动队伍撤至郭家屯、麦坡一带。叶善枝于拂晓回天津汇报。玉田县委召开了群众大会,把400多名武装自卫队员编为农民军总队,动员无枪的群众暂时解散回家。对遵化前往支援的农民表示感谢,进行了热情招待。

    会后,杨春林回到遵化,一面宣传玉田暴动的胜利,一面深入遵化北部长城沿线,做争取土匪的工作。

    组建农民革命军

    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与蒋、汪同流合污,杀害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北方革命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平、津各地。    为反抗新老军阀的黑暗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形成南北土地革命斗争遥相呼应的形势。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经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决定,组建京东农民革命军,并派出省委组织部长于方舟到玉田、遵化地区负责领导组建工作。

    19271023,于方舟率领十几名军事干部,到遵化城西王爷陵与杨春林见面后,通知张明远带领农民革命军从玉田到遵化王爷陵整编。24日,在于方舟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京东特委和玉田中心县委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开展京东四县的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根据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京东农民革命军及其指挥机构。任命杨春林为总司令,张明远为总指挥,刘自立为参谋长,拟定了农民革命军的行动计划。

    会后,以原有的农民革命军为骨干,召集失散的农民军归队,动员附近有枪的农民入伍。经过几天的整顿,京东人民革命军很快达到200余人。在整编期间,制作了绣着镰刀、斧头和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红旗,缝制了红臂章,油印了一批宣传品。

    27日,京东人民革命军,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向玉田进发。沿途散发和张贴“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的传单、标语,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收缴民团的枪支,壮大革命队进技术伍。当天傍晚,革命军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与潘庄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攻打遵化的平安城镇,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28日,正逢平安城大集,张明远带黄瑞阁等化装成赶集的群众,首先进入平安城做内应,暗中卡好乡团部和警察局的门口。然后,革命军分成小队,向平安城靠近,待商贩摆好案子,赶集的人愈来愈多的时候,人民革命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占领了该镇,解除了全部反动武装,打死打伤警察和民团数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捣毁了税局子和盐、斗局子,没收了税局和镇上土豪劣绅的财物。树起了“土地革命”的大旗,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官府的一切捐税,号召群众参加农民革命军,并将没收的财物当场分给群众。傍晚,革命军撤出平安城,重返刘各庄、潘庄子驻地休整。首战平安城获胜,群情激昂,奔走相告。附近群众,纷纷前往慰劳,报告情况,请求支援,有的群众踊跃携枪加入革命队伍,革命军很快发展到400余人。

    1030,京东农民革命军向玉田进发。队伍到达鲁家峪时,天已黄昏,革命军集中在鲁家峪的西峪宿营。

    鲁家峪东峪有个恶霸地主刘玉黎,手下有民团20余人,并与附近村庄的地主武装建立了联防关系,特别是与玉田的恶霸吴殿三的次子吴二秃子掌握的民团,关系尤为密切。当天夜里,农民革命军指挥部,应鲁家峪农会的要求,派部分队伍去东峪收缴刘玉黎的武器,但刘已有准备,在院内据守顽抗。农民革命军因天黑地形不熟,几次攻打,未能奏效。约战1小时,已有两名战士负伤,遂撤出战斗,准备次日再战。夜间,刘玉黎与吴二秃子串通,诈称有小股土匪窜到鲁家峪,连夜纠集附近数十村千余民团,于拂晓前包围了农民革命军。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民革命军,缺乏指挥和战斗经验,对敌情估计不足,警戒疏忽,当敌接近时,未能集中兵力及时组织突围,而是分兵把守,阻击敌人,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尽管革命军十分英勇,但新兵占多数,枪法不准,始终处于很被动的地位,最后,敌人从东、西、北三面攻人村内,革命军被迫分散突围。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率一部分队伍,由鲁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泉引路,从西南方冲杀出去。张明远和赵博率少数人掩护突围后,在鲁家峪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在突围过程中,革命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队伍大部分被打散。李贵林等十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有20人负伤或被俘。

    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突围后,经郭各庄乘马车,打算到菜园村投奔共产党员刘宝英。当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镇北的大张屯时,与当地巡逻的民团遭遇,不幸被捕,后解往玉田监狱关押。反动政府对他们施用各种酷刑,他们太义凛然,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无效,于19271230深夜,被玉田县公署杀害。同时被捕的李有泉等人,被转到天津监狱判了刑。张明远、赵博等脱险后,率领革命军干部战士20余人,到玉田北部与遵化交界的山区杏树峪、黄家山一带,数日内召集失散的农民革命军30余人,收编土匪50余名,在玉田北山和遵化二道山以南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一个月的时间,打垮了遵化县小马坊一带10余村的反动地主联防武装,镇压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分给当地农民群众。

    此间,反动政府曾两次派马兰峪驻军前来围剿革命军。第一次,以一个营的兵力到平安城、龙虎峪、刘各庄、柴王店一带搜剿,未敢入山。第二次,以一个团的兵力,与遵化南部和玉田东北部的反动地方武装勾结在一起,将革命军四面包围,经过激烈战斗,革命军当场牺牲、负伤和被俘30余人,政府军队将伤俘人员押至平安城全部杀害。只有张明远、朱耀中脱险后,辗转去天津顺直省委请示汇报工作。

    京东农民革命军虽然在敌人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在京东开  展游击战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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