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bet体育网您当前位置:首页 > 往事回首
推荐图文

    组建遵化县委 领导群众进行合法斗争(1928年1月-1931年9月)

      发布时间:2012-01-05 08:37:43  来源:文史办  作者:  点击:

    中共遵化县委的建立 

    玉田暴动失败后,遵化县的中共党员,有的被捕,有的流亡在外,有的潜伏隐蔽,尤其西南部邻近玉田地区,党组织破坏严重。

    19281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吕职人,奉命到京东地区的遵化、丰润、玉田、迁安、蓟县恢复党组织。2月份,顺直省委在唐山召开京东各县代表参加的“活动同志会”,会议做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和农运工作的决议草案,并研讨了各县党组织的建制问题,提出分别在遵化、玉田等县建立县委,并责成张明远返回遵化组建县委事宜。张明远分析了遵化党员的基本状况,联系各区失散的党员,重新整建了组织,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基础上,任命岳雨田(遵化县上港村人化名岳雷)为书记、岳振环为副书记,兰小川、王品一、樊峰岚、张志全、黄瑞阎为委员,中共遵化县委员会归属顺直省委领导。遵化县委建立后,首先恢复未暴露身份的小学教员队伍中的党组织,并着手开展有针对性的斗争。 

    再次组织农民反对“旗地变民”捐 

    1928年夏,国民党新军阀第四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率部开抵遵化城,接管了县政权,废五色旗,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并在城子峪初级小学、大埝庄初级小学、杨官林高级小学、城内北街设4个区分部。从此,国民党在遵化开始了全面统治。

    年底,随着奉系军阀易帜,归附国民党南京政府,全中国获得暂时的统一。1929年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即颁令发行国债,重验契照,征收地亩车马等各种捐税,提高税额等等。遵化县官产局闻风而动,为增税收,又老调重弹,再次征收“旗地变民”捐。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月,顺直省委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少奇、陈潭秋的领导下,在天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遵化县委委员张志全,做为中共遵化县的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冀东地区当前革命斗争的形势,指出:顺直省委的工作,绝不是处于暴动的趋势,当前首要的任务,应该结合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合法斗争,在斗争中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影响。这次会议,还总结了盲动主义的教训,端正了斗争的方向。

    会后,中共遵化县委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改变斗争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由武装斗争转入合法斗争,在斗争中积极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遵化县委,根据京东特委的指示精神,由县委书记岳雨田,党员黄瑞阁、兰小川、耿玉辉、李维廉等,秘密发动城西北一带的农民协会,联合康庄子的刘芳,兴旺寨的王品一,新寨的刘万喜和刘万全,城子峪的宋百瑞等农会骨干,率领附近各村农会会员1000多人,于519(农历四月十一),利用遵化大集之机,在城西五里桥集会,然后到城里进行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沿途高喊:“打倒土豪劣绅”!“反对旗地变民捐”!等口号。队伍渐次到官产局办公处的三义庙前,见无人出头,众会员一怒砸了官产局的牌子,随即到县公署门前请愿。县长肖禀原猝不及防,不敢触动众怒,迫于形势,派人出面调停,答应缓征租税,取消“旗地变民”捐。示威群众见目的已达到,众农会骨干碰头后,宣布游行结束。游行队伍这才解散离城回村。新军阀再次征收“旗地变民”捐又告破产。 

    中共遵化县委书记岳雨田,在领导农民抗捐示威胜利后,又领导群众,向包揽多项捐、款征收的县商会会长李绍尧和崔子如展开清算斗争。虽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但暴露了身份,反动政府通令缉拿,岳雨田被迫转移到兴隆一带,以皮货商的身份潜伏隐蔽。县委委员张志全(遵化县东下院寺人后迁居丰润池家屯)接任县委书记,继续开展斗争。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六大”精神,提高党员素质,张明远受省委派遣,来到遵化县,针对玉田暴动失败后,党员们的思想状况,在1929年冬天,以登山为掩护,在遵化捣药口的山坡上,举办了首次“党员训练班”。20多名党员接受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确了斗争目标和自己的任务。

    1930年春天,遵化县委书记张志全,也因身份暴露,上级党组织转调他到玉田开展工作。遵化县委的工作,暂在京东特委指导下进行。 

    小学教潮 

    成立小学教员联合会。旧社会的小学教员,多数在求学时因家境清苦,经济条件不足,而不得不考入官费师范讲习所或乡村简易师范。任教后,工作繁忙,薪水很低,生活十分困难。那时候学校一般都设在庙宇或祠堂里。小学教员住在庙里,并且自己做饭,白天七、八节课,晚上批改作业和备课,从早到晚不得空闲,每月薪金只挣七八元至十四五元大洋,一年又只发10个月(寒假、秋假两个月不发),除去自己吃用所剩无几,很难养家糊口。教师经济收入少,生活困苦,政治上更受压迫。平日教学工作中,常受教育局督学、视学员和村里学董的欺凌,稍有得罪,便被革职而失业。当时,社会上曾流传: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艰难的处境,不平的待遇,使小学教员对旧教育制度和整个社会十分不满,渴望改变不公正的现实。根据教师现状和迫切改变境遇的要求,党组织因势利导,适时组织了小学教潮斗争。京东特委负责人叶善枝亲自到遵化指导这次斗争。首先召集小学教员中的中共党员到南岗高小开会,研究成立小学教员联合会的事宜。会后,南岗高小党员教员兰小川、王子丰,东草厂的小学教员谷显璋(化名张焕然)和县城东关高小的庶务耿玉辉等人积极活动。通过亲串亲、友连友的方式,进行宣传发动。到1929年春节,草拟出小学教联执行委员人选名单,并根据各小学分布区域建立了小组。春节后乘教育局在东关高小召开全县小学教员会议的机会,正式产生了以兰小川、张焕然、戴孟九、吕庆、郭泽存、余立生、王齐等七人为执行委员的遵化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简称教联),小学教联成立后,即投入工作。 

    “七君子”案 

    小学教联对教师们从业务到生活都非常关心,颇受教师们的欢迎。在教联活动和日常接触中,那些以教员为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不断启发引导有进步思想的非党教员,使他们认清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那些直接欺凌压榨他们的督学、视学员和旧教育局,就是这种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代表和化身。要增加薪金,改善待遇,就必须齐心协力联合起来向旧制度、向压迫者进行斗争。通过党员教员的深入工作,使全县多数教员觉悟提高。

    1930年清明节前夕,京东特委负责人叶善枝,召集遵化小学教联的骨干兰小川、耿玉辉、张颂之(原名张兆祥)、郭泽存等人在南岗高小开会。会上决定:以小学教联的名义,组织教员向教育局进行请愿斗争。根据情况,制定了开展斗争的计划和策略,锋芒直接指向教育局长张汉卿。拟定请愿条件:①撤销张汉卿遵化县教育局长职务;②提高月薪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改年发薪10个月为12个月;实行星期日休假制;③为教员们订阅报刊杂志。会后分头串联,继续组织发动利用清明节放例假的机会,150名小学教员到教育局。先由黄瑞阁、张焕然、张颂之等人出具预先写好的请愿书,代表小学教联与教育局进行交涉。随后,张颂之率队开进教育局,组织大家高唱“干!!!手脚奠懒心莫乱,遇见敌人便宣战……”的战歌,气势澎湃,群情激昂的教师请愿队伍,造成很大声势。把旧教育局当权者惊吓得不知所措。因教育局长张汉卿回家祭祖,请愿教师撤出教育局,留宿县城等候。

    次日又在教育局集会。为缓解矛盾,县实业科科长马彦华、礼俗社(相当民政局)社长等出面调停。因马彦华明显偏向张汉卿,无法满足教师要求,引起教师们的更大公愤。教育局文牍赵巨川见此情景,怕事态继续发展下去难于收拾,便协同督学王象齐违心伪意地口头答复了请愿要求,应承:每年发12个月薪金,每人每月增加两块大洋,星期日上课改为由学生温习功课。请愿的教员看到目的基本达到,于是张贴了一些“打倒张汉卿”等内容的标语,返回了学校。

    小学教员集体请愿斗争后,张汉卿、赵巨川等立即以小学教员不守本分,捣毁教育局,破坏办公秩序为由,向县政府起诉告发。县长王睿增立即下传票,传讯小学教联请愿的主要骨干。当时被传讯的小学教员有:孟兆泰(宇受田,化名冀光)、张颂之、黄瑞阁、张荫庭、岳振环、王克新、徐连泉等7人。县长王睿增无视事实,蛮横地以非法闹事为由,将7人一并拘留,关人班房。孟兆泰、张颂之等7人,在社会上素孚众望,为遵化县教育界的名流。教员和民众把他们为小学教员谋福利,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带头向教育局斗争,视县官如粪土,据理陈词于大堂之举,誉为君子行动。因此,当时社会上称他们为本县“教育界的七君子”。此案传颂为“七君子案”。

     “七君子案”发后,地下党员兰小川非常愤慨,公开组织捐献,资助他们家庭的生活费用,并积极争取社会舆论。又在扣押“七君子”后的第三天,组织了100多名教员再次向县政府请愿。同时通过乡绅于鹏久、赵维廉等人到县衙找县长说情。县长王睿增见社会反响强烈,只得顺水推舟,答应请愿条件,并允许取保释放被拘教员。在班房拘留29天的“七君子”得以获释返校。

    此次小学教潮斗争,为小学教师争得了合法权益,使小学。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得到了初步改善。打击了以张汉卿为首的旧势力,使其威风扫地,丢官罢职。同时,小学教师_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加深了对反动统治者本质的认识,使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树立起来,同时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

    1930625,在遵化境内杨五侯庄(现属玉田县亮甲店乡)召开的京东党代表大会上,陈获被任命为中共遵化县委书记。

    当时正值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时期,陈荻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开展工作,要求遵化县的手工业工人和参加抗捐斗争的农民,再次到玉田县参加暴动,遭到了已经受过党员训练班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的遵化党组织的抵制。陈获自己便转往玉田参与黄林东大寺暴动,失败后遭国民党政府通缉,潜往东北,遵化县委的工作再次中断。直到1931年春,京东特委巡视员钟玉铎,来遵化恢复党组织,重建了中共遵化县委,任命王子丰为县委书记。 

    遵化县木瓦石铁工人护庙斗争 

     鲁班庙和工会。中共遵化县委在京东特委的指导下,在组织发动小学教员进行以增薪长月为主要内容的教潮斗争的同时,又积极组织遵化手工业工人反抗反动官府的斗争,以策应教潮斗争,达到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胜利的目的。经过秘密宣传发动,在遵化城内掀起了千余名木、瓦、石、铁匠工人反对国民政府侵占鲁班庙工会会址的斗争,这是遵化县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也是遵化的工人有组织地投入反抗旧政府斗争的开始。

    鲁班庙址在遵化城内原鼓楼西路北。鲁班庙是供奉匠人始祖鲁班的一座庙宇。庙址占地1.5亩,前边是大殿,后边是香火地。大殿前后两层。前层供奉着木、瓦工祖师鲁班的塑像,后层供奉着铁、石匠的祖师老君的塑象,香火地的收入做为维修庙宇的开支。每逢农历五月初七和腊月二十日(鲁班的生日和忌辰),工人们都要集资在庙内集会祭祀。在旧社会,工人阶级地位低下,工作和生活没有保证。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觉得自己的职业和地位是正统的,因此,鲁班庙便成为工人们精神寄托的“圣地”。

     19305月下旬,中共遵化县委工运、学运负责人单福荣(遵化县东草场人)和骆凤庭(遵化县骆各庄人),按县委指示着手组织遵化手工业工人,配合小学教潮开展对敌斗争。骆凤庭首先从他的姑表兄宋广文处打开局面。宋是木匠,长期在县城里做木工活儿,手艺高超,为人忠厚且有正义感,在木匠中很有威望。通过启发教育,觉悟有了提高,发展为中共党员。通过宋广文的工作,又先后发展了木匠于庆福、石匠尹开瑞等人加入党组织。根据党小组活动情况,适时成立了工人党支部,宋广文为党支部书记。通过工人党支部的工作,把分散的工人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取得工人斗争的合法性,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又由工人党支部秘密牵头组织全县五行八作的工人代表,成立了合法的遵化县总工会。工会章程规定:工人人会交纳会费1元,发给兰色圆形铜牌一枚。铜牌上面铸有“遵化县总工会”字样,办公地址设在鲁班庙。工会成立后制定了统一工人的工价(大约每日工资8),任何人不得降低,并从工价收入中抽出5分钱为会员基金,用来解决工人们天灾人祸的急需之用。

    长期遭受雇主欺压的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作依靠,原来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工人们的分散状态得到改变,生产生活有了起码的保障,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所以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工会迅速壮大发展起来。

    护庙斗争。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严重不安,千方  百计地设法诋毁工会组织。但是碍于口头上奢谈的“民主”、“自由”,又不能硬性取消工会。遂打着发展教育事业的招牌,拟把鲁班庙址拨给女子小学,借此来挤垮工会。骆凤庭、单福荣闻讯后,于当天夜晚来到工会,与宋广文、尹开瑞等党员商议,研究对策。指出:坚持工会存在的合法性,必须坚决斗争保住工会,组织工人与反动政府对抗,粉碎国民党县政府的阴谋。与此同时,责成宋广文召开工会会议,做好各方面准备。一面组织工会积极分子,把鲁班塑像抬到城西关瓮城的庙里;二面向四外发出传牌,发动工匠们进行护庙。上千名工匠闻讯,从四面八方来到鲁班庙,与在县政府挑唆下前来拆庙的师生发生格斗。县长王睿增见匠人要拼命,惧怕组织起来的工人闹下去会酿成大的流血事件,急忙派人出面调解。答应把庙宇还给工会,把庙后面的香火地拨给女子小学使用。矛盾得到暂时缓解。

    胜利后的曲折。护庙斗争获得了胜利,迫使国民党县政府作出让步。工人组织更加巩固,工匠们把鲁班塑像抬回鲁班庙。工会在工人中的声望更加提高。于是,鞋匠、黑自铁匠、补锅匠等分散手艺人,也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由于工会组织的成分扩大,便在重新塑像时增加了鞋匠、杂修工人的祖师孙膑的塑像。为便于组织指导工人斗争,又将前层殿腾出,专门留作工会办公。

    工人阶级的壮大,越发刺痛了反动政府,原来的折中解决办法,不过是县长王睿增麻痹工人的一种手段。当工人斗争胜利一个多月后,一天黑夜,国民政府突然派军警包围了鲁班庙,抓去了共产党员邢师傅和工人积极分子刘顺、刘永、鲍真、翟老大、何师傅等6人,诬说他们宣传“赤化”、“蛊惑人心”,将他们逮捕入狱。作为政治犯,被解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

    被抓去北京监狱的邢师傅等6人,在一年的时间里虽然受尽了酷刑,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守口如瓶,始终没有供出共产党组织。头面人物木匠于庆福,奔走于工会和北京监狱之间。带着工人们的捐献,聘请律师申辩,被押人员得以取保释放。鲍真和翟老大因在监狱受刑过重,出狱后不久便含冤去世。 

    中共遵化县委组织农民反苛捐杂税斗争 

     陵区旗民进城请愿要地。国民党政府的苛政,使得广大民众走投无路,便团结到一起回官府斗争。清王朝被推翻后,马兰峪陵区的旗人,失去了皇俸,开始自食其力地在陵区开荒种地。国民党政府统治遵化后,国民党省政府派张治庆,勾结原奉军第七补充团团长贾文辉,将陵区土地以“旗地变民地”为名,转手卖给平谷县大地主王金贵、王治松叔侄俩,雇佣大批长工前来耕种。旗民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被人强占,生活无着,于是推举田玉峰、沈义轩等为代表,向政府要土地。

    19305月上旬,西沟、东圈、惠大、定小等12个村千余人,在马兰峪西山坡二郎庙集合。马兰峪巡警局局长王景瑶前往阻止不成,骑自行车先行到遵化城送信。至中午12点多种,请愿队伍到达城西五里桥,被县巡警总局局长带人截住,先是威吓,群众高喊:“打倒张治庆”!“打倒贾文辉”!“收回我们的土地”!口号震天,局长见民众势大,只好允许选代表去见县长。最后由金亮彩、沈义轩进县衙谈判足有两个多钟头还没任何消息,群众分别从四门混进城,陆续集到县衙门前再次高呼口号,手舞小旗。县长见势不妙,害怕群众情急生变,只得下令放出金、沈二人。重又集聚在五里桥的请愿群众,见放出二人,就含冤忍气地四散回家了。这次旗民进城要地请愿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南四堡、南五堡农民痛砸东新庄官产局。1930年,国民政府遵化县长王睿增,为了加倍向农民征收税款,把官产局赋税收缴的差事,分别承包给20多名土豪劣绅。东新庄的官产局,是由县长王睿增的堂叔王宇庭牵头,由王睿增的亲信徐树芳当会计,又派了一名保卫团的团丁,主持南四堡、南五堡的赋税征收。他们仗着县长的势力,每到一处强令交税,交纳不上则被绑入官府,威逼吊打。 

    当时的赋税地分三等,上等地每亩纳税1020元;中等地每亩纳税68元;下等地每亩纳税35元。房分两等,瓦房每间5元;草房每间25角。王字庭等人从中渔利,使农民辛勤劳动一年,还应付不了官产局的赋税,弄得求生无计,纷纷破产逃荒。

    中共遵化县委,吸取了陵区旗民进城请愿失败的教训,加强党的领导,引导群众向贪官污吏展开合法斗争。西梁子河没落富户秦其昌,喜交游,好出头,为人仗义,在附近民众中有一定声望。兰小川、李维廉、耿玉辉在与其友好往来之中,经常灌输革命思想,促其产生对现实中赋税苛重和官府欺压,极为不满,甘愿为民请命。在共产党支持下,主动串联附近各村农民,坚持抗捐不交,交不起官税的广大农民,一经发动则积极响应。

    193113,秦其昌与南四堡、南五堡的头面人物曹希贺、贾耀永等人在西杨庄开会,组织酝酿成立“农民群众会”等事宜。19,山头庄、国各庄等57个村3000多人,在宫里村北河滩集会,正式成立“农民群众会”,并在西梁子河会址竖起三尺见方自地黑字“农民群众会”的会旗。公推秦其昌为首领。经商讨于110,入会农民齐聚东新庄,攻打官产局。为防止出现意外,“农民群众会”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并规定“不准抢铺家,不准危害百姓”等纪律。

    110,正逢东新庄集日,上午点多钟,秦其昌先率一些头面人物,到东新庄警察所,向所长郭星林陈述赋税太重,农民入不敷出,生活极其艰难困苦,并说服其对此次活动回避。后统率3000多名民众,手持快枪、火炮、扎枪、棍棒从四面八方包围东新庄官产局。民众见官产局大门紧闭,怒火中烧,跳墙打开大门,蜂拥而入。把王宇庭从屋里拉出来,其余的民众七手八脚地把会计徐树芳和团丁拽出来捆上。并将其三人吊在村南大柳树上示众。此时赶集的群众也纷纷加入抗捐队伍。愤怒的群众再次涌进官产局,砸开书柜,销毁了帐目、税票、换契纸。上午10点多钟,怒火满腔的农民押着王宇庭等三人到西梁子河农民协会办公地址审问。平时作威作福的王宇庭,吓得魂不附体,磕头如同捣蒜。如实供述了劣绅包税害民的罪行。

    当日下午,官产局被砸、王宇庭等被押的消息传到县城。县保安团马队奉命来到东新庄。民众手持武器,迎头痛击。保安团马队见人多势众,随即调转马头,跑回县城,紧闭城门。县长王睿警对闹事民众恨之入骨:但又恐事态闹大,便差人下书,答应永不变税。农民抗租的斗争取得胜利,便将王宇庭等人放回。 

    在抗税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又由秦其昌主持,把包官产局收税的卞方舟、王云楼、于鹏久、王福臣、赵子游、贾荫庭等32人,召集到梁子河,让这些人具结,不要再为虎作伥,欺压百姓。“农民群众会”为处理善后,预防万一,留下李子润、白子祥、张子岐等7人留守,并约定,如传牌(类似信符)一到,会员马上集合。至此,东新庄地区57个村民众抗捐斗争暂告结束。

    县长王睿增因其堂叔王宇庭挨了打,十分恼火。便上书省政  府,谎称遵化县西梁子河发生民变,请求派兵前来弹压。当时的河  北省主席徐永昌决定派于学忠部团长张荫楼率兵前来。张荫楼祖  居遵化县中滩村。出于故土关系,托人说合,暂未发兵,于是省府派  要员统领玉田、兴隆两县县长前来调查。他们乘坐马拉轿车来到西梁子河,见此地社会秩序井然,调查团又昕到秦其昌陈明事情原委,认定不是民众造反,回省府如实禀报。

     县长王睿增,一计不成,便伙同劣绅们再耍手段。3日,卞芳舟、赵子游、贾荫庭等劣绅又联名上书,变诬告为赞扬,称颂秦其昌组织民众“有方”,对变租有“功”,可调到县官产局重用。秦其昌因对省府派人调查十分欣慰,因而失去了警觉,未能识别其诡计,误入圈套,大胆进城。结果两个月后非但没有什么任命,而且县长王睿增一反常态,板起面孔,以“民告其反”的罪名,将秦其昌逮捕入狱。同年6月,将秦其昌解往天津,最终监毙于狱中。 

    东五堡农民奋起抗租赶走县长。遵化县城东南的东旧寨、圣水院一带,在民国年间称遵化县东五堡。1932年秋后,东五堡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员高进忠的发动下,掀起抗租斗争,赶走了到圣水院一带收“旗租”的遵化县长孙蓉图。这件事,当时曾经震动全县。

    遵化县距北京较近,又是清王朝的陵寝所在地,所以“旗地”名目繁多。东五堡的大部分土地是向北京清室王爷旗地“中央宅”交租。东五堡的铁厂、张庄子、圣水院等18个村,都是土薄贫瘠的丘陵地,丰收年景亩产不过100--200斤,若遇旱涝灾荒,收成无几。农民生活十分困难,糠菜半年粮就算得上富户。可是旧官府勾结包租的绅董,根本不管农民的死活,每亩地向农民强征一斗米(铁厂斗每斗红高粮合50)。高额地租,使贫困的东五堡农民走投无路。莫家屯的高进忠从圣水院一带原来收“中央宅”租子和管账先生陈玉奎处了解到,“中央宅”的地租早已停止征收。便向群众说明情况,让大家知道事实真相。官府又强迫陈玉奎再次征收中央宅地租,陈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积极配合高进忠的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严密组织下,成立起东五堡的农民联合会。农民联合会积极活动,在串联发动的基础上,组织莫家屯、东旧寨、东张庄、高拔岭、铁厂等村群众集会并举行抗租大示威,壮大抗租声势,抗租的烈火越烧越旺。

     国民党旧县政府得知东五堡民众抗租示威的消息,马上派五六名警察前往弹压。警察慑于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威势,把乘坐的小轿车存放在距圣水院北七里的玉皇庙山下,步行到圣水院。他们来到庄西头小庙前,通知地保召集农民听训话。附近的莫家屯、夏各庄、板城等五、六个村的农民约500多人赶到了会场,警察以抗槔不交违法,抗租示威就是造反,为首者要治罪等威胁恐吓。群众越听越气愤,一面呼喊着:“我们要活下去!“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一面潮水般的向警察包围过去。警察见势不妙,吓得撒腿往回跑,在群众尾追下,有的连鞋都跑丢了,十分狼狈。

    警察们回到县衙,向县长诉苦。县长孙蓉图权衡利弊,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到圣水院催租。隔了10多天,他带着10多人,乘快马来到圣水院。莫家屯、板城、夏各庄的民众又赶到会场。县长说:“农民们首要的是奉公守法,交纳租税是农民的本分……”武占生的妻子刘氏站出来说:“县长,我说两句,前年旱,今年涝,没有收成,不交租子还没吃的呢,哪里来的粮食交租子呢?”县长觉得她是女流之辈,不屑一谈。便说:“租子收不上来是陈玉奎不尽职守,谁是陈玉奎,站起来。”武占生在人群中接过话头:“站起来!咱们都站起来。"呼啦一下子,到场农民都应声而起,形成僵局。在县长身边的高捕快,连忙站出来给县长打圆场。他说“我是这庄的老姑爷,不会坑害乡亲,别着急,有事好商量。”县长孙蓉图见民众不听他那一套,也就顺坡下驴,说:“你们收成不好,我知道,交租子的事,以后再说……。”没等把事情讲清楚,唯恐群众再有别的举动,就草草收场,匆匆骑马回县城了。.因为‘‘中央宅”的租子早已停征,县长不敢向上反映这里发生的情况,只得吃了个哑巴亏。春节过后不久,孙蓉图的县官头衔也丢了。

     中共遵化县委为减轻农民负担而领导的几次农民反抗捐税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政权的气焰,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反抗志气。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刚刚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的遵化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民族斗争中。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最新发布
热门排行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