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bet体育网您当前位置:首页 > 往事回首
推荐图文

    遵化人民在“旗地变民”的斗争中

      发布时间:2011-11-13 14:31:40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张明远  点击:
              遵化农民得悉玉田反“ 旗地变民”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深为羡慕,传说玉田出了“能人”,希望去帮助他们开展斗争。1927年2月间,农会代表孙庆田向我们反映了这一情况,玉田县委当即决定由我和杨春霖去遵化开展工作。
             我们到遵化后,与该县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王麟阁、韩仰文等取得联系,了解当地情况,得到他们的掩护和帮助,先后认识了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师,如卢各寨的兰小川、樊峰岚、张益祥、南岗小学的李明辉、小马坊的黄瑞阁、菜园村的刘宝英、杨官林的张荣轩等,同时通过孙庆田结识了城西郝各庄的王润清和塔寺的道士浩然,由他们物色了西下营、塔寺、关山口、兴旺寨等村的一些农民积极分子。如兴旺寨的王品一、城子峪的萧林清、候某等。
             我和杨春霖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介绍了玉田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反抗“旗地变民”、火烧县议会、捣毁县衙门、打跑县官并取得胜利的经过,动员他们带头,按照玉田的办法联络农民,建立农民会,只要大家齐心,团结一致,斗争定能胜利。
          经过20多天的紧张工作,建立了以塔寺、兴旺寨、城子峪为中心的三个区农会组织,有50多个村庄成立了村农会,会员2000多人。同时,还争取了拥有旗地较多的城西黄土岗子的地主刘祝三参加反“旗地变民”斗争。按当时计划,用尽量拖延不交“旗地变民”税款的办法,争取时间扩大农会。
          4月间,遵化县公署派人下乡催款,得知农民正在组织团体,酝酿反抗,便抓去农会代表和会员数人。我们和农会代表研究这一情况后,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到县城请愿示威。这次行动吸取了玉田的经验,事前的计划和组织都比较周密,估计到入城后官府可能实行武装镇压,决定参加行动的群众一律携带武器。
          在县公署捕人的第二天下午1点多,约5000余群众手持各式武器,在城西的史家坨集合。向县城进发之前,进行了宣传鼓动,并宣布了几条纪律。群众情绪激昂,一致表示,宁可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拼一死战,也决不能再忍受他们的宰割,以誓死的决心争取斗争胜利。群众队伍整齐雄壮,队前高举以红布制作的横幅大旗,上写“为取消旗地变民而斗争”。
          当先头队伍离城1里多路时,从城墙上发出一阵枪声。群众不但没有惊慌后退,反而更加激愤,在我们带领和鼓动下,高声呼喊,跑步前进。到达北门时,见城门紧闭,县长在城上指挥保安队巡逻警戒。手持武器的群众聚集在城下高呼:“县长出来答话”,“取消旗地变民”,“惩办土豪劣绅”,“释放被捕的某某”等口号。县长被迫要群众说明来意,我们遂向他提出条件,并从城门缝投入请愿书,县长在城上开始威吓,继以欺骗挑拨、分化瓦解示威群众,我们均予以一一反驳,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县长迫于压力,最后不得不答应缓征“旗地变民”捐,并当场释放捕去的人。
            我们又列举了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卞芳舟、崔荩臣等人鱼肉乡里,借经办“旗地变民”之机,敲诈勒索的罪状,要求政府严惩。县长答复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再依法惩办。至此,我们认为斗争已经取得预期的胜利。为了显示群众力量,队伍在城下高呼口号,列队而归。这是继玉田农民斗争胜利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两县反“旗地变民”斗争,为京东农民运动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农民运动大发展
    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玉田和遵化两县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斗争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发展农会
           在工作基础好的村庄,清算夺权以后,打倒了土豪劣绅,农会掌权的村庄日渐增多,农会发展迅速,威信越来越高。原来没有农会组织的村庄,农民再不顾豪绅地主的压制,纷纷要求农会派人帮助他们建立农会。
           由于县委直接发展村农会有困难,遂授权给基础较好的区、村农会,去发展邻区邻村的农会,并在雇农较多的村庄,成立了雇农小组,准备在秋收农忙时进行增资斗争。
          至1927年10月武装暴动前夕,玉田的农会已由1月间的50余村、2000多会员,发展到500村左右,约占全县农村的60%,会员约6万人(当时没有严格入会手续,主要采取造名册,画押按手印的办法,有的一户一人,有的全家青壮年农民都入会)。玉田县先后建立了县总会和区分会,召开村农会的代表会或干部会,推举县总会和区分会委员和会长。
          遵化城西和南部邻近玉田的地方,有农会组织的村庄发展到约200个,会员约2万人。
          在两县农民斗争胜利的影响下,邻近玉田的丰润西部,蓟县东部地区各有30余村建立了农会(这两县会员计算在玉田人数之内),蓟县部分村庄的农民也进行了反抗“旗地变民”的斗争,迁安西北部分村庄(现属迁西县)的农民运动也有些发展。
           由于农运发展很快, 我们的干部、党员数量少,又缺乏经验,许多工作跟不上,在农会组织大发展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农会组织还很不健全,一些坏人乘机混入农会,甚至掌握了村农会的领导权,造成农会组织内部的成分不纯,在抗捐抗税,清算会账等斗争中,有的消极畏缩,有的乘机贪污舞弊。
            因此,两县的县委对农会进行了组织整顿。主要是严格入会手续,纯洁会员成分,加强领导干部的选拔,加强纪律。如规定不许地主参加农会,对已经参加、表现又好的,可不退会(事实上有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开明人士,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斗争。有的在暴动失败后仍继续为革命工作),表现不好的,不再承认其为会员。新会员入会,须经老会员介绍,本人在会员名册上按手印画押。新成立的农会,须经县或区农会派人指导审查。选举积极肯干的贫、雇、中农担任农会负责人,撤换消极、不敢领导斗争的负责人。
             通过整顿,农会组织不纯的情况有所改善,各村的联络互助有所加强。但由于党的力量薄弱,领导成分不纯,有些规定和制度,贯彻执行不彻底,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玉田的斗争虽然发展较快,工作基础较好,但全县尚有40%左右的村庄没有开展工作或开展得很弱,那里的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在豪绅地主统治强的玉田南部许家桥、窝洛沽、石臼窝一带,我们的工作还是空白。
                                                          减租、稳佃、反高利贷
             这些问题在玉田的清查运动中已经接触到了,但作为专项斗争,是后来在遵化县提出的。由于当时县委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经验,只是做了一些工作,成效不大。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当时遵化农民迫切需要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杨官林一带农民的减租和稳定租佃权问题,二是北部山区有多股土匪盘踞,有的滥行烧杀抢掠,使农民惶惶不安,影响生产和生活。
    杨官林的杨峨如,是遵化县最大的地主,拥有1万多亩土地,其庭院周围筑有高墙堡垒,雇专职团丁、打手看家护院。他的土地绝大部分出租给农民,附近几十个村庄都有他的佃户(除贫苦农民外,还有一些富裕中农和富农)。他利用农民无地、少地和劳力过剩,不仅于租约期满后(租期一至数年不等)增租夺佃和增加其它剥削,而且造成农民内部为租得土地而产生不和。因此减租和稳定佃权,成为这些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县委通过各种关系开辟杨官林一带的工作,以后成立了一个区,派张润之负责,以发动减租斗争为主,发展农会。但由于县委对减租斗争的重要意义也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加以该区的领导薄弱,对县委的减租决定执行得不力,以致在武装暴动前未能发动起来。关于稳定租佃权问题,由于涉及农民内部的利益和团结问题,情况复杂,没有作为斗争的目标。在反对高利贷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重点是解决农民向城镇商店借款的问题。由于这种借款者较多,其利息又高于普通借贷,同时商店的资金多是豪绅地主或部分富农的投资和存款。因此,县委以农会名义,向商会提出交涉,不许商家投机倒把、重利盘剥,农民向商家借款,年息不得超过2分。商会害怕农会斗争,口头答应了,实际上仍是因人而异,一般月息自2至3分不等;突出的高利贷(如按日计息或10%以上的月息)则被迫停止或不敢公开贷放了。因当时借贷关系比较复杂,农民相互间的零星借贷相当普遍,所以只做了一般号召,缺乏具体领导。
             由于当时县委的工作重点放在玉田,各县运动的发展也不平衡。遵化在反“旗地变民”斗争胜利后,由于当地领导干部少而弱,除与玉田东部接壤的一些村庄直接参加玉田农会活动外,其它地区工作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如玉田。毗连玉田的丰润、蓟县在玉田农运胜利的影响下,不少村庄派代表到玉田找县、区农会干部,要求派人去帮助、领导他们建立农会,有的到玉田境内的农会取经,自发地组织农会,对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斗争。蓟县的胡家楼、大、小白山、团城一带的工作,就是这样搞起来的。丰润县石佛林的葛继真入党不久,受本村和附近各村的委托,怀着满腔热情到遵化城西去向杨春霖汇报工作,迫切地要求学习农运的理论和工作经验,以便开展丰润的工作。不幸,在回去的途中被捕,于玉田武装暴动失败后,在遵化英勇牺牲。这两个县的工作,都因开展的时间较晚,干部和领导力量跟不上,未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争取土匪
           冀东土匪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破产的贫苦农民,有些是战乱中的散兵游勇,因生活无着,占山为王当了土匪。但其头目中惯匪较多,有些地主恶霸和官僚豪绅,纠集地痞流氓,与土匪的头目相互勾结,甚至暗中控制,祸害百姓,称霸一方。1927年夏秋,有大小数十股土匪盘踞在遵化、蓟县、迁安三县北部山区的长城内外,其中最大的一股是迁安的“老耗子”朱某所部千余人,遵化有10余股约2000余人,人数较多的有号称“占中央”的刘某一股约六七百人,杨二所部约四五百人,与遵化北山接壤的蓟县“座山雕”一股约五六百人,玉田北山也有数十人。
            这些土匪大多数都有枪支弹药,还有少数懂得军事的旧军官,他们常常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帜,烧杀抢掠、绑架勒索,骚扰百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和动摇着地主阶级统治,但也危及贫苦农民的利益,对我们开展农运工作非常不利。在暴动前,我们除动员一些同土匪有关系的农会干部和会员(有些土匪是他们的亲属、邻居或土匪本人曾参加过农会)对土匪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外,县委还决定由我和杨春霖直接去做争取他们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反警捐斗争胜利后,我和杨春霖去遵化,得知北山土匪派人向有农会的村庄索要钱粮物资。经了解,其头领之一是杨二,主要副手的外号叫“红四海”,另一个姓刘,外号叫“占中央”。我们找了一个与北山有联系的农会会员上山去约他们到某村见面。杨二派来一个小头目,我们向他宣传农会的性质和宗旨,讲农民抗捐抗税、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指出,你们当土匪不是长久之计,自古以来“杀富济贫”的几个有好结果?
            只有和农会联合起来,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自己的政府,穷人才能当家作主。他不断点头称是,表示回去后一定向其首领禀报。
           数日后,有人来约我们上山,见到杨二,他说过去只知杀富济贫,没想过以后如何。现在知道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并建议我们与“占中央”联合。说罢,即带我们去见刘某。
            杨春霖滔滔不绝地讲了矿工和农民的苦难和工农革命斗争等情况,他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过去虽然也有不少人起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却因为大家没有联合起来,像一盘散沙,结果一个个被消灭了。只有工农团结一致和反动派斗争,才能求得解放。接着,又教育他们不要滥行烧杀,要弃暗投明,走上正当的革命道路;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回去后,农会不检举、不歧视他们。
          他们听得兴奋不已,很是佩服。刘某表示愿意接受改编,随时听从农会的调遣,并承诺,保证不滥行烧杀绑抢,只抢富人,不扰害穷人,尽可能不到有农会的村庄活动,非去不可时,必先打招呼,不侵犯农会会员利益。最后约定,由遵化农会负责人王品一,萧林清定期同他们联系。暴动之前,我和杨春霖又去遵化北山争取过杨二。1938年,杨二参加抗日暴动,以后在战斗中牺牲。
             玉田北山的土匪只有百十人,一个头头叫朱彪,外号“独眼龙”,是个惯匪,还有一个孟某,是旧军人,人称孟连长。我通过一个农会负责人联系,约好在界上口北边一个村子与他们见面。商谈后,也同意不扰民,表示愿接受农会的领导,愿配合农会打土豪劣绅,希望收编他们,给以适当的名义和委任,并提供其武器和经费。双十节之后,玉田暴动之前,他们派人来找我,说朱彪走了,以后由孟连长领队。暴动时他们没参加打玉田,成立农民军后,他还恐吓我们说:“唐山、马兰峪都驻着大批奉军,很快就会来。你们天亮以前不走,到时候一个也跑不了!”我和杨春霖,解学海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县城、解散群众,认为敌军不会来得这样快,我们应在敌人到达之前,将新政府和农民军建立起来,捉住县长、警察所长和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再撤不迟。如这样一事无成,匆忙放弃县城、解散队伍,更容易遭敌人镇压。但叶善枝一意孤行,以省委代表的身份硬逼我们退出县城。他的言行在部分群众和干部中造成思想混乱,有些群众自动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向叶善枝提议,不能这样随便解散群众队伍,可以先将队伍撤至城北郭屯一带 ,向群众交待清楚下一步行动任务后,再有组织地分散行动。同时立即通知继续前来支援的遵化农民停止行进,已经来的,一起到郭屯集合。叶善枝勉强同意了这个意见。
            我们于次日凌晨撤到郭屯后,立即要求叶善枝召开有县委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他在会上继续发表谬论,说什么“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玉田暴动起来了,奉军明天就可能开来一两个旅镇压,必须赶快解散群众,干部潜伏起来,使敌人来了扑空”,说他要马上回天津“要求省委发动唐山开滦五矿大罢工支援你们,热河还有党领导的2000多骑兵,直隶南部有党领导的红枪会,我回省委通知他们也起来暴动,响应你们。那时奉军又去镇压他们,他们再起来行动。这样就可以使奉军顾此失彼, 到处扑空⋯⋯ ” 显然,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叶善枝已被暴动吓坏了,他是以此为借口,急于逃走。县委和指挥部的同志表示,发动各地暴动支援玉田,我们当然很高兴,但叫我们暂停活动、解散队伍、干部潜伏起来,是错误的,是对革命、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主张把有枪支的自卫队集中起来组成农民军,继续开展武装游击活动,没有枪支的群众暂时回家,就地配合农民军行动。此时叶善枝已无心和我们争论,对我们的意见不置可否,连夜回天津去了。
          叶善枝走后,指挥部和县委分别召集干部和群众开会,说明撤出县城的原因和下一步斗争任务。宣布即日成立农民军,先设一个总队,各区成立大队;农民军的任务是迅速收缴各区警察、民团、土豪劣绅的枪支,壮大农民军,并以农民军为骨干,开展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其土地财产的斗争,规定了农民军的纪律,特别对收编的玉田北山土匪数十人进行了思想、纪律教育,如不许滥行烧杀、抢掠民财、奸淫妇女等。同时对前来支援的遵化农民做到了说服解释,请他们回去在当地开展斗争。然后将配有枪支的约400多人的自卫队(包括以攻城缴获的枪支装备起来的)改编成农民军,并进行了初步军事训练。
            至此,武装暴动胜利告一段落。
相关文章
最新发布
热门排行
推荐阅读